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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民俗的文化底蕴

来源:www.0351auto.com  作者:山西综合信息港  时间:2017-08-12

上党民俗的文化底蕴

 

                  ———从岁时节令及俗尚看上党人的生死观

 

 

  从上党岁时节令及婚丧育子习俗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来,在这些习俗当中蕴含着大量文化精神的信息。择其要者而言有如下三点: 

 

  第一,保种留根———生命的第一要义

 

  保种留根观念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长期宗法制社会模式的潜在影响。家族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特有产物,它的产生与人们的婚姻关系以及生产力发展等都有密切的联系。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组成的最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就是家庭,而几个或更多的同姓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家族。家族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地体现着人们的人生观、道德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当人们试图把生命或灵魂通过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时,只有儿子和财产才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在上党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曾经在历史上显赫无比的一个家族的一位长者有一次被人问到他的家族为什么那样兴旺发达,他顺手写下了一个“1”字,然后又在“1”后面写下了一串“0”。来人不解,他解释说:1代表的是人,0代表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与功业。关键自然是要有人,否则0哪怕再多,组合在一起也还是0。这个传说故事,就十分恰切地道出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而中国自古以来长期以男尊女卑为评价人的标准,长者口中的人自然也只能指男丁了。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儿孙满堂为人生的最大满足和最高荣耀。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儿孙已经不仅是物体或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体的人,而且成了以血缘联系使自己的生命、灵魂永存的载体;而财产与功名,则是人们自己消费了生命与灵魂的形象的转化物了。人们认为,只有把这些物质化的东西联结在一起,才能保证自我生命和灵魂的永存。说到底,这便是人民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保种留根观念的由来。

 

  保种留根观念的根本点首先在于留根(上党之地俗称“留后”),其次才为保种。上党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每逢元宵节就有登百子桥的习俗,所谓百子桥实际不是桥,倒像个戏台。从庙里把子孙圣母、送子观音、送生爷爷、送生奶奶等的偶像都抬到台上,像前摆设贡桌香案,桌上摆着许多男女泥娃娃,是专给求子的妇女准备的。因此把这种场面叫作“百子桥”。一般无子女的妇女,往往是跟婆家或娘家的长辈妇女相跟上百子桥,在子孙圣母位前上供、烧香、磕头、默祷、布施,随后就到无灯的后台偷摸一个泥娃娃装在肚兜,回家后才分辨男女,之后就藏起来,直到怀胎生子。第二年再到百子桥去还愿,带送泥娃娃。如无结果就再二再三地去祈求,直到愿望实现。 

 

  其实,在许多古代文献典籍中,这种保种留根观念也有不少形象化的记载。如《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叙述了简狄吞凤子(凤卵)而生下商的始祖契的故事。简狄吞了玄鸟蛋而生契,因而被民间尊为生殖之神,这种尊崇心理一直延续至今。玄鸟带来了阴阳男女的交合和春日生命的繁荣,当然值得无限尊崇。直至今天,上党民间还有不少人把男性生殖器俗称为“雀”和“鸟”,可见其影响深远。

 

  乞子得根以后自然要设法保住这个根。于是在上党地区,便有了许多为保种而设的禁忌和民俗仪式。人们一结婚,就寄希望于得子,“尚巫信觋”,迷信“圣母”,祈愿早日“得喜”,这“喜”自然是儿子。孩子出生后,对产妇有诸多禁忌,以免“冲犯”。幼儿少年的礼仪很多,周岁以内有3天、12天、满月、39天和百天五次;从周岁起逐年做生日,一直到15岁圆羊开锁为止。圆羊仪式特别隆重而且讲究,圆过羊的孩子至此就意味着长大成人了。二月二是龙抬头之日,龙为至刚至阳之物,能克制一切邪祟,因而常被人们引为祛病避灾异之物。而蛇蝎毒虫则是威胁人们尤其是儿童生命安全的东西。因而,每逢二月二,上党北部一带至今仍流行吃野菜饺子的习俗,据说是要把“五毒”包进去吃掉;还有的地区,在这一天要拍瓦敬龙神,意谓通过拍瓦可以把龙的元阳精髓呼唤出来,克制毒虫,使它们失去爪牙,无害于人,这样,保种留根的意愿就可能实现。

 

  清明节是传统祭祀节日,上党民间家家门上插柳象征欣欣向荣。同时,儿童争相编柳圈戴在头上或套在脖子上,或者用柳枝做成柳笛吹。这一方面是借柳树象征人的生命力旺盛柔韧不避艰苦环境随处可以生长,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希望儿童像柳树一样健康无灾之义,因为传说中柳枝可避禳灾祸与疾病。民间传说清明日戴柳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以至生死与否,有“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清明不戴柳,穷得像漏斗;清明不戴柳,死了变个大黄狗”的说法。

 

  端午节一般认为是为纪念自投汨罗而死的屈原而设的节日,但在上党地区,也带上了浓郁的保种观念的色彩。这一天,家家门上插艾草和柳条,男孩、女孩带香囊(用彩布做成核桃大小的荷包,内装麝香、蒿本等),俗言“续命包”。旦起,以雄黄涂小儿手足、七窍,曰“避虫毒”,还有“取虾蟆置墨腹中阴干,抹涂疗肿毒”。更有“捕兔取兔脑和药,曰兔脑丸,善催生”等。所有这一切无不是为了一个潜在的目的———保种。

 

  此外如除夕和元日后长者给幼儿压岁钱,祭灶时以祭灶糖杂入柿饼留为来年医治小儿误吞麦芒及口疮、痢疾等症之用的风俗,也是民间保种留根观念的反映。

 

  第二,庄稼丰收———永远的渴望 

 

  中国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农业古国,而上党地区所在的黄土高原又是中国农耕文化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因而可以说,广大的乡村农民是上党乡村社会赖以维系与发展的主体。而与农民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切近的,则是人与土地的关系问题。

 

  民以食为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终要归结于土地能生产粮食这一根本之点上。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文化先贤就曾经说过:“食色,性也。”而在这两者之中,食显然比色更为基本。在长期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之中,贫穷和愚昧有如两只极端残忍的魔手,不断地、多方面地贬低着人、压抑着人、扭曲着人。有时甚至使人的生存状态只剩下了最本原的两点:食和性。更有个别时期,竟然只剩了一点,即食,因为极度的饥饿使人们连起码的性能力也丧失了。因而,对于歉收的恐惧便往往对于丰收的渴望的形式在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中表现出来。

 

  这是一种内在的,与人的灵魂紧密相联的生存恐惧。这种恐惧与中国历史上频仍的灾荒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灾荒大饥馑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千百年来受饥饿威胁的历史凝聚成为人们对饥饿的恐惧,而消除与抗拒这种恐惧的惟一的办法和途径,就是努力使土地丰收。因而,作物丰收也就成了人们永恒的渴望。

 

  在前面谈到的包涵有保种留根观念在内的上党岁时民俗中,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一些人们对灾荒与饥馑的恐惧心理。而更为大量的上党岁时民俗资料而更集中更强烈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在普遍最为人们看重的春节民俗中,上党地区绝大部分农民有着这样的习惯:吃年饭。年饭主食多为扁食(饺子的俗称),但必须配有其他食品,而且一定不能吃完,无论怎样都要留下来一些,表示怎么也吃不完。在一些有水的地区,有时候要在饭桌上放一条鱼,但只能看不能吃,表示年年有鱼(余鱼谐音)。有些家境贫寒的人家实在买不起鱼,也要想方设法找一个替代品,有蒸面鱼的,有剪纸鱼的,甚至还有用木头刻一条鱼涂上颜色作数的。这里的鱼无疑已经超越了它的自然状态而成为了一种具有比较复杂的内蕴的象征物。其实上党人是不怎么喜欢吃鱼的,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一种形式。在远古神话传说之中,鱼本来就是一种最常见的生殖象征,又含有生命之种的寓意,加上它的读音与“余”相同,其包含的渴望丰收年年有余的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上党一带,吃过年夜饭大人常常指点孩子抱着院子里的树(一般为大椿树,取春椿同音互通之意)唱一首童谣:“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我长长。”表示出对万物生长的渴望。而且,椿木被当地群众尊为树中之王,常常要安排到住宅构筑中“坐镇”。 屋顶木构架必须装备少量椿木,一般是在梁架上装一段椿木瓜柱,也有的是用一条椿木椽子。

 

  上党民间对一切他们认为灵异的事物都怀有一份天然的敬畏,大到各界诸神,小到鱼鳖蛇虫蛙鼠,不一而足。认为它们既有灵异,就能够主宰世间万物尤其是庄稼生长好坏。所以,无论任何时候,他们都忌讯冲撞神怪灵异之物,以免它们作出一些对丰收不利的举动。许多地区,民间约定俗成在正月初一早晨不准在院里泼水或随意小便,而且不许移动室中庭院中任何东西。原因是他们认为在这大年节日里诸神下界,泼水移物会招惹神灵生气。初一到初四期间也有许多禁忌,如忌折断东西,忌扫地,忌做针钱活动刀动剪子,忌蒸馍,忌出门做生意或赶集上店等。直到初五这些禁忌才可以破除,因为上党民间传说初五下界诸神都已上天各安其位去了。所以人们称初五这天为“破五”。破五这天家家户户吃面条或面片,尤其贫寒负债之家更是要如此。因为在人们心目中,面条既是长寿的象征物又被俗称为钱串子,吃了可预兆来年会发达。而面片大概是因其形状之故,被认为吃了以后可以把欠债塌的窟窿补住,还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上党民间又将初五这天称作送五更,又叫送穷。正月初五日早早就将初一以来积攒的炉灰、垃圾分作五堆倒在大路旁,每堆之上插一炷香,然后放三个纸炮,意味送走贫穷的命运。

 

  正月十五元宵节村村寨寨放花灯时,要注意看灯花是什么样子的,说是据此可以看出当年收成好坏,灯花又大又好看就预示着要丰收,所以人们做灯芯时往往想方设法做得又粗又长,以使其能结出大而好看的灯花。正月初十夜传说是老鼠嫁闺女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不许燃灯。因为老鼠办喜事喜欢在黑暗之中进行,一遇光亮便只好中断。一旦中断了,人们相信老鼠在整个一年当中随时都会向人类施行报复,让你不得获取丰收而且灾病不断。 

 

  “二月二”前面已说过是龙抬头的日子,古人认为“龙为百虫之长”,能“兴云雨,利万物”。它在头年冬至蜇潭,来年二月二抬头升空开始行云降雨。所以每逢这天早晨,上党民间习惯用磨塞子将石磨上扇撑起一条缝,因为旧时的石磨两个磨眼之间总有一条刻凿的龙,让龙顺利地抬起头来,它就会多布几场雨,让庄稼更好地生长。有些地方民间还有撒囤唱歌的习俗。在场院里用青灰撒成一个个圆圈,然后由孩子们绕着灰堆边边转圈边唱:“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迎丰收;大囤尖,小囤流,打的粮食过梁头。” 

 

  希望虽然说到底只不过是希望,但留下的这些习俗却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心理习惯的表现,要想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它们将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俗资料为人类文学艺术的创造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原始素材。甚至有些民俗资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智慧与创造意识的艺术作品。比如广泛流传于上党各地民间的贴年画贴对联的风俗,那些年画、对联形式、内容都各个不一,各有自己的特点,往往能让人赏心悦目。再比如这一带还流行春节插麦穗习俗,同样也具有一种奇异的创造性特征,同时也是人们渴望丰收心理的形象再现。大年三十大人忙,小孩也忙。大人忙各种过年事项,小孩则用秫秸秆子做成麦穗,用荆针扎成豆棵。年初一五更,孩子们早早起床,把做好的麦穗、豆棵插在自己家的粪堆上,边插边小声念:“麦王爷,豆王爷,朝俺家里多倒些,只要今年收成好,杀猪宰羊把你谢。”要一连念三遍,否则人们认为将难取得较好效果。当天一亮,各家各户门外的粪堆上白花花一片。近前观看时,麦穗勾着头,豆棵弯着腰,好一派红红火火的大丰收景象。这种插麦穗、插豆棵的风俗,直至今天在上党一些地方还能够偶尔看到。只不过,已经大多不是孩子们把麦穗、豆棵插在自己家的粪堆上了,而是小孩子扎好麦穗、豆棵之后偷偷插在缺粮户或者怕吃苦下力的人家的粪堆上,既有祝愿他们来年粮食够吃有余之意,也不无对他们进行挖苦嘲讽的意味。一般来说,那些粪堆被孩子们插了麦穗、豆棵的人家的主人在看见这些麦穗、豆棵以后,心里总会有点惭愧之意的。当然绝大部分这种人在惭愧之余也会痛下决心踏踏实实地去干活,力争来年真的获得大丰收。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风俗行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位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各种官能生活、情绪生活、才智生活等等统统结合在一起。他靠丰富的情感进行思考,靠想象力而与身外的自然万物同化。他的创造来自他个体生命中的某一层次,这一层次可能是清醒的理智从来也不能够完全进入的,它只诉诸于我们人类天性中相应的一些心理层面。我们的直觉就在那里活动,其洞察力比我们的理性认识还要更敏锐更切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性存在,与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同,自然就有着千差万别的想象与思维。而同时,我们又是生活在一个大致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所思考所关心的事物自然就会有着相当大的同一性或相似性。这种同一性或相似性,在上党岁时民俗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借用美国现代神学哲学家保罗·蒂利希的一个名词,这就是所谓“终极关怀”。终极关怀这个词指称人类企求摆脱与生俱来的有限性,渴望最终“获救”而作出的理智奉献或说委身。终极关怀,本身就包含了对人生意义问题的哲学意义上的解答。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一个困惑了人类千百万年的司芬克斯之谜。在诸谜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人注定要委身于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终极关怀”,这可以说是一个万古恒同的命题。自古就有的人类的宗教、巫术以及各种主义实际上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启发和引导众生归属自己认定的人生价值论,委身自己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打个比方,宇宙好比一片茫茫大海,人生在茫茫大海上漂流,不作任何努力与选择,不指向任何“终极关怀”,就等于没有任何目标和方向,完全任海流摆布。而作出了努力与选择,委身于某种“终极关怀”———宗教也好,各种主义也好,甚至炼丹术、长生之术也好,就等于你有了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你就不再会觉得生存是盲目的,无意义的了。人之所以恐惧灾难与罪恶而追求那种灵魂与精神上的“获救”,实际上就是自己赋予自己的生存一种意义,从而走出生存的困境。事实上,人来到这个社会之时就已经落入了为摆脱自身有限性而挣扎的生存困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上党之民在岁时民俗中表现出的对灾荒饥馑的恐惧和对庄稼丰收的强烈渴望,正是这种对自我命运的“终极关怀”的一个十分恰切的例证。因为有了这样的奉献与委身的渴望,才会有得到丰收时的狂烈的喜悦,悲患也才能转化为风流,苦难的人生也才有了继续延续下去的价值与意义。否则的话,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人就会因为无所选择无所委身无所希望而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这就引出了上党岁时民俗的第三个文化指向。

 

  第三,回归与新生———民族发展的心理动力源泉

 

  古今中外无数哲人学者早已通过认真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对死亡的意识与超越死亡的期待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理特征之一。这种意识与期待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作为超生物的高级族类已经形成。

 

  在人类有了死亡的意识以后,死亡就作为一种有质而无形的存在横矗在人类每一个生命个体的面前。其真正的可惊可怖就在于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历时性结构,经由这一结构,死亡的毁灭性感觉会向现在和过去无限延伸。这就如一句西方流行的格言所说:生命中最确定的事情是,我们都会死亡;最不确定的则是,死亡将于何时降临。正因为死亡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它才对我们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你必须时时刻刻为它的到来做好心理和生理的准备,就是说你必须日复一日地承受对它的到来的恐惧。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我们、威胁着我们的对死亡的恐惧呢?我们聪慧的先民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寻找到了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说白一点,就是“置换”。把死亡置换为“回归与新生”的交替轮回,也就大体消除,至少是削弱了对死亡的恐惧。

 

  观念是从生活实践中感悟到的。早在远古时代,我们善于观察的先民们就在生活实践中注意到了一个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万物肃杀的冬季也就是通常他们所认为的死亡季节里,那些凋零的草木,那些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的动物真的永远死去了吗?如果它们果真是已经死去了,那么来年春天它们的重新出现又该作何解释呢?经过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困惑与思考,他们终于找到了可以对他们自己解释得通的答案:万物既不是永远地消亡了,也不是先死去而后又复活了,它们只是暂时回到了它们来时的地方罢了。所以,先民们在他们进行年终腊祭的《腊辞》中就唱道:“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意思就是说,水土草木鱼虫等世间万物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从哪里来的又回到哪里去,这便产生了“回归”的观念。在这种回归观念支配下,人们发明了种种习俗行为模仿自然界万物的这种规律,以其通过人与自然的交感形式,实现人生合乎自然宇宙规律的正常运行。

 

  人们的回归意识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强烈的时候是一年中的年终岁尾。在上党地区,甚至也可以推延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一到年底时候,出门在外之人,无论士农工商,都要匆匆忙忙往家里赶,生怕吃不上象征团圆与欢乐的年夜饭。直到今天,这种习俗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国家铁路、公路、飞机及轮船航运等交通部门每到这个时候也都要专门制定一些临时措施,严格要求各部门无论如何也要把准备回家的人们全部送到家里赶上吃“年夜饭”。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少人认为这种回家过年吃年夜饭的习俗起源于一种建立在亲情和血缘关系上的团圆观念,而事实上它更深刻地寓示着一种浓浓的“回归”意识。否则,并未外出的人们也要躲在家里断绝与亲戚邻里的交往而独自过年就难以说得通了。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人类习俗也许就像动物世界中某些动物每到冬季便进入洞穴蜇居冬眠一样,是人类在模拟动物生活习性以期得到正常的复苏与回归。在上党民间,有些地方至今还流传着年关贴春联以别亲疏的习俗。在人们心目中,“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贴门口”,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潜在的含有一种隔绝外人的意思。各家春联一贴,有明白事理的老人就告诫自己家的孩子们:过年了,不能再随便到别人家玩了,要不人家会不高兴的。的确,在大家的意识当中,贴上春联后,一家人就与外界隔绝开来,不仅一般的外人不能进门,就连上门讨债的也可以拒之门外不予理睬了。所以有些欠债太多的穷苦人家甚至一进入腊月就开始贴上门联躲避债主的上门讨债了。这些人家的对联内容往往也具有求恳债主宽限和自我解嘲的意思,比如“吃一升借一升升升不断,还一账压一账账账不清”等。

 

  在这里,门联就有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封闭”功能。因而,在上党民间有人直称门联为“门封”或“门栏”。这其实更符合民间对于春联意义的本质理解。 

 

  众所周知,春联的原始形态是桃符,而桃符最初的功用就是避险祛邪。现在看来,事实上更重要的恐怕是它们表达了一种人的观念,即躲避灾祸的观念。把小小的家庭环境营造成一个小小的温情洋溢的避难所,正是中国农民想象力与聪明智慧的表现。而这种想象的缘起就是人们对自然界中一些生命运动规律的观察和认识。在人们的长期观察中,那些具有典型的蜇居习性的动物如蛙、蛇、蝎子等,在蜇居时期跟死了差不多,然而它们最终又都能够复活,这就有了某种神秘意味。于是人们就调动起自己的思维与想象去给这些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思维与想象的结果最终归于灵异在起作用。他们认为那些蜇居动物之所以最终没有死去,是因为它们的灵魂回到了原初的地方,遇见成熟机会自然就又复活了。于是人们又联想到,既然动物在蜇居一段后能够重获活力,人当然也能够通过某种类似的仪式获得这种活力。于是,通过隔绝与回避而走向回归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不仅如此,就连老人去世进入了真正的死亡状态时,在上党民间也不说人死了,而是说人“回去了”、“走了”,或者更隐蔽一点说是“人老了”。可见这种习俗影响力之深远。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把死亡想象成向自然的回归的确是一种美好的精神旅行,因为大自然中蕴含着无穷的诗意,因为在自然的怀抱里没有惊恐,没有困扰,没有屈辱,而只有安宁与甜蜜。自然是永恒的,回归自然就意味着找到了永恒的乐土。但如果仅有回归而没有再生,则回归对于人的意义与价值来说仍然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我们之所以把回归看作人类发展昌盛的一个动力源泉,主要是因为这种回归观念中还隐含着一种十分强烈的再生意识。也就是说,在上党岁时民俗中的回归观念里,生命是可以再度存在即走向新生的。在这种观念中,人一旦经由死亡回归大地就会如大地一般长存;而如果变成粉蝶翠鸟,也可以像蝶鸟一样生生不息。 

 

  在上党岁时民俗中,鬼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物。上党地区的百姓祭祀祖先除春节期间迎送风俗外,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日子被称为“鬼节”。一是清明节,二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三是十月初一下元节。这最起码可以看出人们对鬼魂的信仰是多么痴迷。因为在中国民众的传统观念中,生命的回归之所即母体并不是任何有生命的事物,而恰恰是生命的否定形式,是那些已经死亡了的生命即鬼魂或亡灵。确切一点说就是已经死亡了的祖先。祖先是人类生命的由来之所,而山川大地则是精魂的栖居之所。

 

  在上党文化圈的几乎所有地方,都有除夕傍晚迎神、接祖先的风俗。有的地方人们(主要是家中男人)在黄昏时分提上纸篮到村外墓地向地下的先人祭拜,然后请他们回家团圆。请祖之前,一般先烧化香纸点燃坟上的野草枯叶,因为这些野草的生命之根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与祖先的灵魂紧密相联的,烧去旧的,才能够长出来新芽。

 

  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和十月初一是怀念祖先亡灵的重要节日,主要是祭墓、上供,还有举荐新亡者、“送寒衣”等。含义也很明显,主要是想让祖先的灵魂与世间儿孙一样经夏历冬,还是有一种潜在的新生复苏观念在其中。比如十月初一“送寒衣”,就意味着要请祖先为了御寒换上新衣服。除去旧衣,就能够使灵魂解脱;换上新衣,则可以使灵魂再生。这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一样,也是一种除旧布新,死而复生愿望的象征。

 

  一般说来,上党岁时民俗中的回归与新生观念是以春节为中介点的,或者说春节是由生而死,又由死而生的过渡一座基本的桥梁。在上党各地,正如前文所说到的除夕之前和除夕之际是死亡的时刻。人们在这几天内演习种种模拟死亡的行动仪式,比如停止劳作,实行寒食不动刀俎等。在这个时候,人与鬼的界限完全打破,或者融而为一了,人鬼同渡生死河。就连衣着也是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的。如老人在这期间几乎清一色地穿戴丧服一般的黑衣、黑帽,而且总是节日各种活动中的主角和组织者。而一旦过了除夕,新生的意识便日甚一日地加强了。正因如此,人们才一步一步树立起了生存的自信,找到了挫败死亡恐惧的最有力的精神支柱。这便是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奋发昂扬的向上精神,使自己和已去的祖先一样精魂不死,情怀常在,从而达到自身笑傲人生、美化人生的目的,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气质的真正的新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提及的现象,就是上党人重育子、婚礼繁、丧礼重,但却不盛行做寿。这与其他地方相比,似乎比较少见。在上党大部分地区,人不过60岁一般不做寿,即便是到了60岁,对做寿也不事张扬,也不怎么铺陈,没有什么礼仪,基本上都是亲友在一起吃顿饭,说些祝愿之类的话即行结束。在上党人的观念里,做寿可能有老之将至的意味,或者说是衰退、衰落、衰竭之迹象,故人们有意去避讳。当地人上了年数,到了生辰日,一般也不说实岁,而是说虚一岁或虚两岁。如60周岁只说59或58岁;70周岁只说69岁或68岁。与做寿相反的是,上党人对丧葬礼仪特别看重,这便是“送死厚于奉生”。这也是上党最具特点的一个习俗。人一旦寿终,烦琐缛杂的程式就来了,从发丧到殓葬直至居丧,都有一整套说法和规定,使得丧礼与婚礼已没什么不同,只是缺乏婚礼中的喜庆气氛。这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对于这种风俗,古代诗人顾荣湾写诗道:

 

  宾朋杂沓男女哗,笑声翻地哭声遮。

 

  不情丝竹揽魂魄,灵 路鼓手空挝。

 

  “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这便是上党岁时民俗留给我们的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这种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又何愁上党文化不能重新光辉灿烂起来,何愁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不永远怀着新生的渴望,一步一步越来越迅速地走向繁荣昌盛之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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